總是不確定，聽者的心，但我試著讓自己，回到十八、九歲，在我們那小小的山城讀書會，無有顧慮的談說。早上八點四十五分的評審，讓我不到六點就起床準備，搭一班誤點的自強（大家對小說家是否有所誤解）。早晨的台南，總是讓我想起，在我「立志成為文藝青年」的時光，曾報名一個在成功大學舉辦的，三天兩夜的文藝營。那時我還是對詩有所憧憬的青年，報名新詩組，卻因名額問題，被分配到戲劇組。我聽了幾節課程，做了幾頁筆記，才發現講師們談的那些，我毫無興趣。我放棄聽講，逃出教室，一個人在台南的街道晃盪。我總覺得，那年夏天特別炎熱，路面蒸騰熱氣，路樹街景全都歪斜模糊。
那是我對台南的第一個印象。
接任這個邀約以前，我其實考慮很久很久。難以想像，當我坐在臺上，若有其事的談述那些，「或許根本比我強」的寫作者們，會是怎樣荒謬的情景。
初至台大的兩三個月，我耗去大量時間在校園裡晃盪。我常要停下腳步思考，回返宿舍應走進哪一條路，當左轉還是右轉，去某間教室該穿過哪一條迴廊。我經常忘記手機，失去時間，只能駐足傅鐘前，傾聽準點鐘聲迴盪（後來我才知道，無論何時傅鐘都是擊打二十一響）。有次，我為了論文需要，在圖書館尋找一本名為《雷峰藏經》的大部頭刻本。該書厚重，我便隨手將原初借的一疊書擱置木桌。回頭要找，遍尋不著，直冒冷汗在迷宮似的書架間奔走。羞愧於圖書館裡問路，只好硬著頭皮，研究起貼在牆上的館內地圖。我的冒失驚動了那些沉思中的讀者，紛紛抬起頭，猶如對於外邦人的警戒。
這一年，有人於校內湖泊溺斃，有人從教學大樓跳落，而將台大校園視作大型公園的小家庭，仍在悲劇現場放起風箏。老樹青翠，有飛葉旋落，我喜歡坐在人群裡頭，毫不費力坐去整個下午。天色暗得差不多，才在腳踏車叢中，找到屬於自己的。屬於自己的日復一日，按著課表，在偌大校園裡找到自己的位置。習慣一個地方，對我而言是件需要專心致志的差事。課餘時間，我便騎著車，滑手機（台大地圖已推出手機版），將那些陌生的建物，一個一個指認出名字。隨台大同學呼喚「小福」、「活大」暱稱，也開始被問路，彷彿我一直是這裡的人。
大學時代的死黨，紛紛找到工作；而剩下幾個注定失業的，都進了研究所。朋友們變得滄桑老練，像是已在傳說中的「社會上」打滾多年；我也學習著，聚會吃飯時要記得散場時間。他們必須準時起床與入睡，而我仍偶爾，會在陰冷的半夜驚醒，聽室友巨大的鼾聲直到天明。我們仍會關心，喜愛作家的近況，卻不再能像個粉絲迷妹，追著講座四處跑，並在會後Q&A，提出讓人驚嚇卻真誠的問句。回想起過去的生活，我們總驚嘆於曾揮霍那麼多時間，去辯論一個意象、一個場景的運用是否合宜。在那座經年落雨的山城，我們彷彿擁有無盡的時間，可以沿著山路上行；只要注意別滑跤，就可以把沿途的風景，都看成顧城與邱妙津的筆跡。
（這張照片是鍾永和先生的作品。）
陳時星醒來時，日光正好打在他的臉上。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穿過蚊帳，盯著那片剝蝕的牆，垂落一面殘破蛛網。「一切平安。」陳時星腦子裡閃過第一個念頭，讓他很想跳起來，踢開門，沿著港鎮最寧靜的路大聲唱歌。他無法這麼做，不是害怕鄰居譙罵，而是聽見輕微的呼嚕聲。阿嬤難得還躺在床上，肚腹規律起伏，像是嬰孩正做著好夢。窄小房間裡恆有母乳香氣，他坐起，調整氣息，輕手輕腳像條貓，跨過熟睡中的阿嬤。他悄悄倚到窗邊，路燈還未熄滅，街上籠罩著輕微的夜氣。有一條大黑狗，晃著乳房緩步黃線，身後跟著三條小的，餓著肚子搖尾乞憐。牠們漸行漸遠，鑽進檳榔店旁的小巷；陳時星這才注意到，馬路對面，球仔阿桑已坐在她的小院子裡，手裡叼著一根香菸。她總是天荒地老似的坐著，定定仰頭，像在搜索天空裡的什麼。
在台灣，文學獎當然是一個頗為奇葩的文化現象。它不只把文學與利益結合起來，也通過老中青的三級評審制，形塑一個長幼有序的文壇想像。它是一場廟會，一場儀典，參賽者與評審都是流動的遊人，他們相互敵視，也相互觀賞（帶有求偶意味？）。文學獎當然是一場狂歡，參賽者輪番上陣飆舞，使盡全身氣力，期待一束青睞的目光。然而，也和慶典相同，它的欣欣向榮，往往為了掩飾內核的空洞。文學獎的興盛，正意味著文學的落寞。
今日台灣，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獎。文學獎是最簡單的文化宣傳，也可以輕鬆的立竿見影：「文學產品」印製成書，明擺著政績累累（即使全部滯銷）。文學獎，文青，文壇，紛紛成為髒話，而在更早以前，它是什麼樣貌？解嚴前的報紙印刷，一天限定三大張；當新聞報導大同小異，副刊便成為銷路決勝的戰場。稍微關注過台灣文學的人，必耳聞那個瘂弦與高信疆兩大主編競逐的「黃金時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這兩個大報「文學獎」，就在此時催生。換言之，文學獎創生的意義就是為了競爭。隨著戒嚴解除，報紙腥羶當道，副刊也漸漸退位；君不見，聯合報文學獎便從歷史上殺青了（變成了「聯合報文學大獎」）。
給曹冠龍先生的四個提問
（１）在〈《編鐘塔林》狂想曲〉，以及其他文章中，您曾對某些「不妥」的譯文，有過一番議論。而有趣的是，您也主譯過自己的作品，並在國際上得到甚高的評價。請問是什麼動機，讓您想翻譯自己的作品？「翻譯自己」是否遇上什麼困難，或不同於創作的新的體驗？
（２）王德威先生曾評價您作品的轉變，從《閣樓上下》的「抒情」、「溫馨」，朝向《沉》的「尖誚淒厲」。而更之後的《紅杜鵑》，亦展示了您對政治（尤其是共產政權）的黑色諷喻。〈《編鐘塔林》狂想曲〉行文依然幽默，然關心的事物似乎較以往不同。這是不是您新的嘗試？與您將要出版的新作是否有關？
這部片的優點全在於「一鏡到底」這個基礎之上，否則其講述的事物，即是老舊的英雄情懷。「一鏡到底」的拍攝讓人捏把冷汗，那分為二種；形式，與內容，但統而為一，即是「如何講述故事」。「一鏡到底」是徹底的「現在式」，因此觀者容易發現，所有「過去發生的事」，都必須依靠演員滔滔不絕的演說。什麼導致離婚的緣由、大麻勒戒所的經歷，乃至於，「鳥人」的往事，都只能在語言（而非影像）裡重現。
我初看覺得這樣的方式有些危險，我承認他們在講述過往時我總是恍神XD。那太過輕易，也容易因為輕易而狗血（怎麼很像戲裡那機車的劇評人）。我不覺得辯證電影和戲劇孰輕孰重有什麼，包括其戲中之戲中之戲的俄羅斯娃娃戲耍（《鳥人》這部電影，以及《當我們討論愛情》，以及電影裡的《鳥人》）。我覺得，卡佛那篇小說才是核心，卻也更技高一籌。
〈當我們討論愛情，我們在討論什麼？〉這篇小說，講的自然是對愛情的不忠（也不盡於此），然我以為，更重要的在於「我們討論」－－相較於「愛情」，「我們討論」在題目裡即出現二次。〈當我們討論愛情，我們在討論什麼？〉事實上，就是一篇一鏡到底的小說。他當然也要依靠角色話語，來告訴我們，這群男女「過去發生了什麼」。然而，卡佛厲害之處，卻如海明威那篇經典的〈白象山丘〉，不著痕跡，也幾乎「不講述」，只是通過那些輕微的語氣，便討論了愛情。
ROUND 1 牌戲
阿嬤坐我對面切牌，兩姨婆共食一盤花生。鱷魚牌蚊香旋繞，她們的手指蒼白老皺，算牌仍然敏銳。她們有時會向我update，哪些老牌友已然病故離去：賣豆腐的寡婦，托運行的頭家，還有、還有……，而我知道，總有一天，她們也會在別人的牌桌上被提起吧。在這樣的時刻，我想起曾祖母。過年總是作莊的她，曾將我攬在懷裡，悄聲告訴我：「博大一點，阿祖讓乎你贏。」但是，沒有人能夠欺瞞時間，在名為人生的牌局裡，出一次老千。而那些面孔，終究也像手裡的牌，紛紛跌落。
2014的下半年，我接任一門哲學通識課的助教，帶領同學閱讀法國六八學運以降，成群而來的哲學家們。討論課上，我們總感嘆著對照今日，公理與正義的問題，彷彿那些戰場從未消失。許多年前的法國街頭，也曾貼滿「讓想像力奪權」的海報，旗幟飄揚；眼淚和拳頭，都已化為字句裡的遺跡。歷史是無數個「此時此刻」的交織連綴，而什麼才是我們的「此時此刻」？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記憶者？閱讀今年的小說，我始終感到一股莊嚴的荒謬感，時不我予，卻兀自喧嘩挺立。年輕的書寫者，老去的說書人，他們的筆端各有各的花園叢林。林佑軒《崩麗絲味》的華麗狂歡，鍾曉陽《哀傷記》的哀樂中年，王定國《誰在暗中眨眼睛》的精準狠辣，賀淑芳《湖面如鏡》的文字迷圖，都像是駱以軍今年出版的長篇鉅著《女兒》，一幅女兒計畫的藍圖，過去與未來於「此時此刻」嘈雜著。我多想學那位初讀博拉紐的作家，「爬到附近橋上的最高處，對每一個路過的人大聲呼籲，他們應該停下手邊的所有事，先讀這本書」。小說家是唐吉軻德，不管有無觀眾，都要對著天空作夢。那些瘋狂的話語，漫無邊際的夢囈，有時卻諭示了世界的核心。
吳永毅的《鬼在春天做什麼》（蜃樓），大概是我最想站到橋上，為他大聲疾呼的一本。此書遊走於小說散文之間，還將論文格式引為記憶的腳註，彷彿是一部向羅蘭．巴特致敬的「吳永毅論吳永毅」。〈怕水，80c.c.〉寫高中時「男性女乳症」的尷尬，寫目睹了李雙澤的溺水，寫恰如流水逝去的時光。〈致羅某（傳說中肉麻的BL情書〉）是對逝去舞者羅曼菲以及青春的追念，文中苦主羅智成書前作序，他如此描述吳永毅：「名匠手筆下的唐吉軻德／像斜陽脫長了身影豎起／瘦嶙的結構單薄凜立」。林俊頴《某某人的夢》（印刻），亦穿梭於現實與虛構之間，其〈後記〉所言，小說裡的故事已經掛心多年，是建築於「如黃金弦的真實與現實」地基的「虛構之屋」。開篇引用魯西迪的文字：「好比唐吉軻德所說的，你是在去年的鳥巢中尋找今年的鳥。」詞與物的糾纏還未釐清，年少往事都像巫師之語，口中呢喃，魂兮歸來。張萬康《笑的童話》（麥田）漫天扯屁，狂歡節似的歌唱舞蹈。小說寫一名失業又離婚的父親，帶著小學兒子，搭車去台北一０一跳樓自死。看似悲傷的情節，張萬康卻寫得野趣橫生。他開宗明義，此書不只是喜劇，更是一篇童話。要先死，才懂得生；似是若非，也是道理。加拿大女作家艾莉絲．孟若2013年摘下諾貝爾文學獎，《相愛或是相守》、《幸福陰影之舞》、《城堡岩海景》、《愛的進程》（皆木馬）陸續在臺灣出版。以短篇小說見長的孟若，總能讓我們重見「小說之為小說」的神奇時刻。她筆下的人物，看似過著平靜的生活，最終才發現，傷害早已存在。智利作家博拉紐的長篇小說《狂野追尋》、《2666》，才華讓人豔羨，其短篇小說集《在地球的最後幾個晚上》（遠流）終於也在台灣出版。簡單而碎雜的語言，沒有豐饒的魔幻敘事，而更像一名醉酒的朋友，充滿才氣的率性而談。博拉紐特愛諷刺「文壇」，《納粹美洲文學》便以一本書的篇幅，揭穿「看似偉岸其實卑劣的文學界」。而《在地球的最後幾個晚上》，〈申西尼〉、〈文壇奇遇〉也談「文壇」，卻多了一分惆悵傷感。
書籍總是推陳出新，過去的經典卻從未離開。我們還是可以參與，不同時代「唐吉軻德們」的輪迴轉世。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櫻桃園文化），「地下室人」滔滔不絕，濕爛的雪和虛無的世界。三島由紀夫的《憂國》（大牌），同名小說將憂國大義與肉身情慾疊合，道盡死亡的蠱惑。曼斯菲爾德《娃娃屋》（木馬），曾有王文興寫《玩具屋九講》逐段解說。女孩的遊戲以及戀情，青澀的痛苦與傷害。法國小說家蒙迪安諾，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館》（允晨）、《暗店街》（時報）絕版重生，領我們巡遊永遠落雨罩霧的巴黎街頭。三一八以後，許多學運書籍應「運」而生。除了現時現地的文字考察，還有理論分析，影像紀錄。文學小說也未缺席，卡謬《反抗者》（大塊）無疑是最受人關注的一本。而村上龍《69》（大田）的再版相對低調，卻讓我佩服編輯的眼光。「69」作為書名，引人遐想。然而在「青春歌舞片」的外膜下，這實是一本徹頭徹尾的學運小說。《69》寫的是1969年，一名高中男生為了追逐心儀女孩，拍電影，辦演唱會，甚至封鎖了校園。他們在校長的桌面大便，於禮堂掛起「讓想像力奪權」的巨大布條。這自然是法國六八學運的餘波蕩漾，然在2014年重讀，我們是否真的奪回了想像的權力？
球形祖母的眼皮才剛要垂下，便聽見一陣敲門聲。「游秋妹女士！游秋妹女士！」那是她的名字，父親給她的名字，她已經許久未聞。她竊喜，掙扎著起身，卻很快記起絕無可能脫困。她體表的肉是靈活的蛇，鑽入籐椅的孔縫，交織成細密的網。籐椅成為洞穴，而她的身體進入漫長的冬眠。她聽：那男孩的方言不大道地，語調並不熱情。她舒了一口氣，至少不會是推銷員，要她添購靈骨塔位。她繼續聽：北勢寮，枋寮漁港，肉粽角……，難道又是來問路的？就像上個月，一位年輕女孩循手機導航要去藝術村，竟走至這偏遠之地。她坐在屋裡滿身大汗，隔著門與女孩的剪影對答。她先是假意問起女孩如何前來（「我坐火車」），而後順理成章從枋寮車站的發展歷史，談及家族的興衰。故事太冗長而氣候炎熱，當她第三次提到「阮阿爸出世彼冬……」女孩終於失去耐性。女孩抹去一把汗，打斷球形祖母的閒話家常：「阿婆，我是欲去藝術村，毋是欲探問妳的身世。」球形祖母才像是犯錯的孩童，坦承自己指不出正確的路。女孩喃喃離去，年輕的腳步聲卻提醒著球形祖母，已有多年未曾跨出家門。她不明白道路的變化，店家的改換，也不知親屬鄰人死滅了幾人。她的側邊有窗，窗外是一道紅瓦老牆，牆上的晨昏流轉，是她與這個港鎮的唯一關聯。她聽見男孩呼喚她的名字，想起那問路的女孩，心裡的遺憾比愧疚更深。或許，她該抓起手邊的電話，隨便撥出一組號碼，「藝術村安怎去？」讓交談的時間延長，讓「外面的世界」在對話裡繼續生長。她已經好久好久沒有說話，而事實上她並不記得電話號碼，也不會有人記得她。不行了，不行了……，她抓了抓滿頭白髮，耳裡細細碎碎，像有人調亂了拉吉歐的音頻，男孩的呼喚盡化作一句單調的催眠：去睏，去睏。她的眼前浮現一座夏日空景，與北勢寮絕無相關：天光大亮，一片白色的天，一片藍色的海。她想那是多年以前，丈夫與她雙載去的。因為那時，她還可以踩著階梯，爬上堤防，踩過滿是廢棄家具的沙灘；她的長髮黑亮，影子還沒變重，不需要借助拐杖。丈夫走在她的前面，一顆砂礫滾進她的鞋，扎痛了腳底。她彎腰將鞋脫下，反扣，竟咚的跌坐在地。她依然帶著微笑，不呼救，以免壞了丈夫的興致。她以手掌撐著，沙地熱燙，卻沒有施力的點。她忽然開始下陷，像是馬鞍藤糾纏著破碎的酒瓶，愈是掙扎，愈是下陷，不斷下陷。她想要張口呼叫，卻讓更多的沙流入嘴中：填滿齒縫，刮過舌頭，食道，胃，再經由血管鑽入她的身體。她感覺灼熱的沙暴在體內奔行，而心臟的跳動則似幫浦，細碎的聲響很快塞滿耳朵。刷啦刷啦，刷啦刷啦，猶如山際的細雨，轉烈，最後成為暴雨，土石紛紛滾落──就在她感覺頭顱快要爆破時，沙石忽然從她的雙耳傾洩而出。丈夫抓住她的肩膀，將她從沙裡拖出。她醒轉過來，唾液流得滿嘴。左肩還留有抓痕，夕陽炸了滿牆，丈夫死去多年，而男孩仍在門外高喊。她明白：男孩知道她在厝裡，也知道她無路可去。球形祖母最後一次走出家門，同樣是黃昏，落雨。她只是想走去後院，看一園子的瓠瓜，卻瞥見門前的柏油路上，伏著一條被車輾碎盆骨的貓。貓正嗚嗚哀鳴，她走近，蹲低，與貓對目。她趕緊站起，努力克制自己的同情心，想：夕陽很快就會把牠帶走。她留下手裡的傘，回身，走進屋裡。天色逐漸暗去，持續落雨，她在心底做了一個決定。鄰居街坊發現她連日不出家門，以為她生了什麼重病，或者忽然死了。他們善意前來串門，當然不無挖掘八卦的意思。所以當他們發現球形祖母不只沒病，還愈來愈胖，甚至顯現出長命百歲的徵兆，都感到無趣而掉頭離去。不再出門的球形祖母，可以輕易的坐去整個白晝，將所有的時間體力，拿來編織一幅龐大繁複的家族樹狀圖：從父母相識，童年往事，到與丈夫結婚，生子（事實上他們並沒有孩子），種種。只要被她抓住，至少開講六個小時；為了留住聽眾，球形祖母的人生旅途不曾重複，下回待續便是另一個開始。她任意揀選人物與佈景，像是圖書館收藏的千百萬種故事。她錯接北勢寮的歷史，結交不曾存在的人，甚至將保安宮祀奉的神祇說成了媽祖。球形祖母早已搞不清楚，哪些才是屬於自己的故事，而哪些確實發生。球形祖母的聽眾愈來愈少，她竟去電保安宮播音站，說願將所有財產（包括她現下所住的這間房厝）全部奉獻。她的要求不多，只願播音站在每周三晚間七點半，為她放送一則消息：游秋妹要講一個故事。誰也沒料到，當天午後，球形祖母家的小門差點塞爆；不只北勢寮，連東海，甚至潮州人都前來聽講。一名年輕的國小女教師，領軍班上的小蘿蔔頭，校外教學，認識耆老。而打算寫一部《北勢寮誌》的男人，則宣稱：「這是最有意義的田野調查。」球形祖母坐在籐椅上，毫不怯場，臉頰甚至泛起潮紅。頭毛店的小姐到府服務，為她梳了個小圓髻，噴上髮油。她像個候選人，感謝鄉民們的熱烈支持，說這樣的場面讓她想起鬧熱時候，父親總將她放上肩頭，看七爺八爺走星步，炮仔炸落滿地花屑。她的眼眶轉紅，戲劇化的說了一聲「不如飲酒」，便從身旁抱起一酒甕，要每位聽眾上前領受。轉眼之間，每個人手裡都捧了一盞酒，小學生不知所措，轉頭向年輕的女教師求救；老師還未決定，球形祖母已經喊出那個字：「乾！」酒水初時相當順口，卻很快轉為燒灼，猶如強酸刺痛著食道咽喉。人們趕緊將酒嘔出，幾名小學生已經昏倒在地。女教師對著球形祖母叫罵，因喝了怪酒，罵聲更顯悲壯。有人打電話叫救護車，有人則為孩子們催吐，場面亂成一團，球形祖母卻像置身無人曠野，抱起酒甕就口。喉頭跳動，剩餘的酒水全進了她的胃囊。她連續打了幾個飽嗝，見昏倒的孩童都被搬上救護車，終於輕輕嘆了口氣。「這甕酒，是我媽媽留下來的──」球形祖母聲音細小，卻使焦躁的眾人頓時靜默。酸臭之氣尚未飄散，人們已經想起此行的目的。那位宣稱要寫《北勢寮誌》的男人，率先坐下，開啟錄音筆；小學生也跟著坐下，仰起頭，彷彿聽見了上課鐘聲。球形祖母說，如果有一個人想聽，我就講。鄉人們看看你，看看我，走的人畢竟不多。球形祖母點點頭，這個故事她從未說過。她十分緊張，因為她非常鄭重，「彼已經是日本時代的代誌……」她說起，那一夜，父親接獲入伍通知，要送他去南洋，打叢林戰。那幾乎是封死亡的預告，鄉人卻歡天喜地，辦起了嫁新娘般的流水盛宴。殉國殉義的牌匾，在父親出發前就送達家中；母親則找來一千位女性縫製「千人針」，釀起一甕待丈夫凱旋歸來才要開封的酒。哪知隔了數月，父親竟然失蹤，據傳是受不了鍛鍊之苦，連夜逃走。母親不信，認定日本軍方冤枉，必是將她的夫婿做成了肉粽角，棄置枋寮漁港邊。她從此只在陰曆十五日出門，穿一襲黑衣黑裙，在月照下穿過迂迴巷弄，抵達港邊一塊肉粽角（她的夫婿？）。跪祭，上菸，奉酒，痛哭著「愛人哪──」然後脫光衣服，趴在上頭睡了三天三夜，「九個月後，我就出世啊。」後來，鄉人們對球形祖母那天的事絕口不提，他們皆認為遺忘與隱瞞便是最大的善意。他們私下禁止家裡孩童，再次走進球形祖母的屋厝；而《北勢寮誌》的作者，則以「精神狀況不濟」一筆帶過。食言而肥的球形祖母，並沒有因為不再說謊而停止發胖；相反的，那些故事全倒灌為她的豐腴體態。她壓垮屋厝裡所有座椅，只剩下籐椅能承載她的重量。頭頂糟亂的雞窩，隨著時光，柔順成銀白絲絨──而那讓她更接近一顆破裂的，棉絮外露的躲避球。初時，球形祖母還能以近乎滾動的方式，穿門過戶，然後掙扎著，爬上她專屬的那張籐椅。但漸漸的，她發現不僅失去移動能力，也喪失行走的決心。她愈來愈胖，與籐椅融成一體，分不清自己是物是人：她不須進食，不須入睡，甚至不再回憶。她只是坐著，看著側邊窗外那一堵牆，感受肉體持續擴張。所以當她聽見年輕人的呼喊，聽見她的名字，便想著：一定要去應門，一定要去。她會告訴他，後院有一園子的瓠瓜，每當有人經過，丈夫會指著八卦桌上三兩顆瓜，說：你們拿去吃啊。球形祖母笑了起來，「吃啊吃啊……」她忽然便站了起來，開門，而門外已是一片昏暗。男孩對著她笑，在街燈下投影出瘦長的影子。球形祖母想要開口，卻咳出一嘴巴的沙。沙吹過馬路，在男孩的身邊飛旋，跳動，閃閃發光。她模仿著男孩的唇形，一字一字吐出：游，秋，妹，女士？膝蓋終於承擔不住她的體重，一陣刺痛，痠軟──球形祖母的喪禮，在保安宮廟方的主持下，圓滿結束。鄉人們都說，球形祖母是個溫煦且慈善的老人。不再有人提起，球形祖母說過的故事；也不會有人相信，《北勢寮誌》作者的記載。那男人在改寫後的小傳中，描述球形祖母為了撿拾路中央的瓠瓜，從籐椅掙扎站起，一個重心不穩，竟從她家一路滾到枋寮港邊。瓠瓜仍護在胸前，像是嵌進體內，最後連著肉體燒成了灰。他的幾個形容，在最後的定稿中，被諷為無稽而刪除。其一是有船員看見，港邊的某塊肉粽角，在月圓的深夜會化作人形，鑽進巷弄；其二則是球形祖母與她的籐椅，曾經盤根錯節，像是一顆穩定跳動的心。
刊登於《聯合文學》2014年八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