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大一寒假的南部旅行。照片裡的海是枋寮的海。我想起的是岩井俊二的電影，酷熱而暴戾的旅行歸來，我們都是不一樣的人了。）
〈土地神一日〉是「輕痰」的第一個成果，也是政大中文系九八級班板，第一篇爆文（大家還記得推爆就要丟噴水池嗎，至今仍未執行哪）。其實我已忘了小說的細節，網路上也遍尋不著；只記得我有一本當屆的「得獎作品集」，一時翻不出來。熊曾怨懟林榮三的得獎作品，只有小說佳作不會見報。雖然得了獎，卻因為這樣「有些高調又有點低調」的「中間性」，讓熊在那篇政大書院的訪稿裡，提及自己，仍在「等新的文學獎出現」。
在台灣，文學獎當然是一個頗為奇葩的文化現象。它不只把文學與利益結合起來，也通過老中青的三級評審制，形塑一個長幼有序的文壇想像。它是一場廟會，一場儀典，參賽者與評審都是流動的遊人，他們相互敵視，也相互觀賞（帶有求偶意味？）。文學獎當然是一場狂歡，參賽者輪番上陣飆舞，使盡全身氣力，期待一束青睞的目光。然而，也和慶典相同，它的欣欣向榮，往往為了掩飾內核的空洞。文學獎的興盛，正意味著文學的落寞。
今日台灣，每個縣市都有自己的獎。文學獎是最簡單的文化宣傳，也可以輕鬆的立竿見影：「文學產品」印製成書，明擺著政績累累（即使全部滯銷）。文學獎，文青，文壇，紛紛成為髒話，而在更早以前，它是什麼樣貌？解嚴前的報紙印刷，一天限定三大張；當新聞報導大同小異，副刊便成為銷路決勝的戰場。稍微關注過台灣文學的人，必耳聞那個瘂弦與高信疆兩大主編競逐的「黃金時代」；聯合報和中國時報這兩個大報「文學獎」，就在此時催生。換言之，文學獎創生的意義就是為了競爭。隨著戒嚴解除，報紙腥羶當道，副刊也漸漸退位；君不見，聯合報文學獎便從歷史上殺青了（變成了「聯合報文學大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