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作集

（買了相機，不是特別好的那種，複雜，我也不會用。）  

　　岩井俊二的《情書》讓人想及奇士勞斯基的《雙面維若妮卡》，同樣是一名雙身／聲的橋段，《雙面維若妮卡》處理的是「另一個複數／鏡像」的奇幻，與生命中不可明狀的承受與哀感；而《情書》的「藤井樹」，則猶如《百年孤寂》至其簡化的系譜，通過名字／記憶的世襲，對已隨著時光流動漸然塵封的青春，釐清、招回與道別。

　　電影名為《情書》（”Love Letter”），其情之啟動雖是愛情，然在「愛情離開以後」，兩個曾和死者有關女人的信之往返，卻是一封封的「懺情之書」。渡邊博子檢視死去未婚夫的畢業紀念冊，偷偷抄錄下她以為的「舊址」，並寫成信送出。地址的誤辨，以及一廂情願寄往天堂的手信，通過「相信死者還存在」的悼亡，可以視如杜斯妥也夫斯基《地下室手記》或王文興《背海的人》式之悼亡對象的缺席，使揮別的力道與喃喃細語皆迴力於仍繼續活下來的自己。「你好嗎？」的破題，正如對自己的叩問；時光「倖存者」渡邊博子在空谷裡的回音，亦是「你好不好？」這樣單純的問句。萬般思念化約為一句最單純的探問，在生者曾意圖攀越的空谷裡，不斷復還，也可以視作死者的回問。這樣的問句不只是渡邊博子的，也是藤井樹的，死去的與活著的；無數個問句的迴旋，構成了一個生死聲音相互纏繞、扭轉的時空。

　　對渡邊博子而言，一封封的信件是一篇篇的悼夫文，也是開闢一個出口。如果引述三島由紀夫於《禁色》中的說法：「任何人都像老鼠般度日，但沒有人想像老鼠般度日。所以必須像老鼠那樣嚙咬時間。這樣早晚都會咬出一個小洞來，即使無法逃走，至少可以把鼻子伸出來。」渡邊博子的時間透過「天國之信」探問，開啟了一個異於平常的空間，讓渡邊博子能夠暫時從未婚夫死去的「閉鎖時空」中，透出頭來喘一口氣。雖然通過「信」架構／追溯出來呼吸空間是虛幻的，但那樣的逃逸路線並非消極、避世，反而是對生命的熱忱追求。以文字羅織了一個「相信的界域」，作為對整個世界的觀臨。

　　電影之末，渡邊博子寄了一台立可拍給藤井樹，要她為她（或他？）拍攝死去藤井樹曾經生活過的校園。藤井樹漫步其間，在巡視中滲入了過去，重新擘劃的地圖，彷彿附體、彷彿降臨的儀式，照片上的顯影正封存了一張張無可贖還的時空斷片。那除了是給博子對死去藤井樹的「記憶補遺」，也是生者的藤井樹重新梳理／敘述過往的窗口；那樣有如對話或者重唱的「重述／複述」，彌合了時光／生死的橫亙，造出一道對話之橋。立可拍的象徵，讓人想及克勞德．雷路許（Claude Lelouch）的《偶然與巧合》（”Chances or Coincidence”）中的妻子，帶著攝下兒子與丈夫「死去一刻」的錄影機，紀錄未能完成的旅行：冰上曲棍球、白熊、以及死亡之巔的跳水。通過那隻死亡之眼，像是裝上了記憶的濾片，對這個不完整世界的重新審視、建構。

　　「圖書館」在《情書》中作為重要意象，彷彿象徵了一種介於虛幻與真實之間的異質空間，記憶在此可以不斷／重複的借出與贖還。猶如巴赫金談《包法利夫人》時所提及的「小省城」時空體：「這裡沒有事件，而只有反覆的「出現」，時間在這裡失去了向前的歷史進程。」離開的時刻，記憶即物質化、空間化為靜止的書本，每一個剎那都等待著觸發；而借書單上反覆出現的姓名藤井樹，猶如「提取」記憶的條件（女學生們蒐集「藤井樹」的遊戲正似拼湊時間的骨骸）；死去的藤井樹，生者的藤井樹，在這裡把一切記憶「歸還」。「這裡既不發生相會，也不存在離別。這是濃重黏滯的在空間裡爬行的時間。」

　　兩個藤井樹將永遠困囿「借」與「還」的空間，不斷追逐（死者的幻影？遙遠而永恆模糊的愛情？），不會再有相遇與離別。正因為那個「故事全貌」的缺席，才通過立可拍的追溯（反而是攜帶著所有過去記憶的死者的召喚），讓渡邊博子與藤井樹（兩個面容相像者，亦代表著死去藤井樹的觀看）最後走入匿隱了所有記憶的圖書館。普魯斯特《追憶逝水年華》的貢布雷城，來自馬德蓮蛋糕的啟動；而《情書》的展開，卻是一封寄給未知的書信，或者說，寄給自己的自悼／告別。「情書」是「記憶圖書館」的收藏，亦是建構起圖書館的磚瓦，甚至是「圖書管理者」存在的理由。渡邊博子與藤井樹、藤井樹與藤井樹的「信息」（無論是否以文字寫成），打造了循環往復的記憶斷片，形成一個公共卻封閉的空間。猶如圖書館，「情書」人人可以借閱，卻不免要拿一生來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