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解夢者
《印刻文學生活誌》2014‧二月號書影。
早在一年多前，朱天心《三十三年夢》於《印刻》連載，我就已每期追讀，也為裡頭的陳年往事驚呼連連。因此當它正式出版，引發熱烈討論，我反倒有種奇妙的時差感。記得《三十三年夢》第一次刊出是2014年2月號，除了朱天心的新作，還附上蔡逸君的問答。封面照是年輕的朱家姊妹，身著紅衣，櫻花背景，一片過年氣息。閱讀時，也發現書中可能的客觀問題。例如，有一回敘事者把熱愛打扮自己的年輕少女喚為羅莉控，並指稱她們大概連納博可夫的《羅莉塔》也未曾讀過。事實上，若以納博可夫那本小說為例，主角大叔杭伯特才是羅莉控，少女當是羅莉塔──這大約是只讀鉅著《羅莉塔》的人才會犯的錯誤。我不像朱宥勳會以「思想訓練不足」稱之，我自己閱讀感覺，朱天心有時只是缺乏常識。那無非也是此書構成，最重要的部分：一個愛京都成痴的，擁有美妙文筆的婦人。她唯一相信的，是自己的「我記得」：敘事者不寫筆記，認為記不得的東西便不值得寫；撰作〈古都〉時，常會遇到京都地名記不清楚，她寧願實地踏查，也「賭氣」不去網路上搜索。
陸續閱讀幾則評論，最精采的還是黃錦樹及張萬康。誠如黃錦樹自語，《三十三年夢》是一個「試劑」，與其說要從書中去辨識作者朱天心的本來面目，更有趣的反倒是那些「解夢者」的視角：他們如何通過一個支點，撐起整個世界（改朱天心語）。黃錦樹仍站在〈神姬之舞〉、〈從咖啡館到大觀園〉等論文的基礎上，逼視胡蘭成的幽靈，如何纏繞於朱家姊妹的書寫當中。而《三十三年夢》試出來的，就是黃錦樹的方法論：黃早就決定以胡蘭成作為「方法」，來閱讀朱家姊妹。也因此，〈藤壺與盟誓〉才會寫「〈一九八五年〉這章至關重要」，並且說「《三十三年夢》是朱天心的《其後》（《從此以後》），可能也是寫給胡蘭成看的。」但就《三十三年夢》而言，我不確定「胡蘭成」會否是一個好的「方法」。敘事者自言，之所以幾乎年年前赴京都，為的早已不是胡爺，而是京都本身：「我一意只想帶錦樹看看我執迷的京都，想讓他知道我的病因，就是京都，不是胡爺。」至於胡爺，敘事者自語：「只覺得那特喜愛豐臣秀吉的胡爺、好邈遠。我並不常想起他，久久會拿起來的也如一般人一樣還是他最近文學的《今生今世》，對他後半生措意落力的作品毫無興趣。」
《三十三年夢》裡，《擊壤歌》那樣躊躇滿志、對胡蘭成的大段引述已不復見；朱天心在京都，這個「無君父的城邦」，胡蘭成的形象好似隨著櫻花開落而逐漸淡薄。胡蘭成是朱天心的殘夢，卻彷彿是黃錦樹念茲在茲的「惡夢」：「好友中，唯最討厭胡爺的錦樹會問胡，其他人，他們不問，我們不說胡，不說當年事，久了，彷彿那真是一段不光榮須隱晦的個人史，彷彿我們曾加入納粹青年軍或文革紅小兵也似的。」這讓我想起張萬康取以為譬的公案：師父揹著女子渡河，師父放下了，徒弟心裡還揹著。夢者之夢，繁衍為解夢者之夢，這也是一樁歷史的債務？
二、夢：從國族到貓族？
若要我找一個閱讀《三十三年夢》的「支點」，我認為該當是貓，是那隻2014年死於野狗之口的貓橘子。橘子死後，朱天心自言「我抱擁著那冰冷的骨灰罈每晚入睡並期待他入夢至一年後的現在」，其篇首「紀念橘子」（還附上橘子的「遺照」），篇末──最後兩次旅行──旅伴也寫到了橘子：
此行我帶著橘子（橘子受難的現場，天文撿拾收攏了一盒牠金紅色的毛），走到哪兒就告訴牠，就是這裡、就是這些、就是這花這樹……讓我好狠心的屢屢離開你，叫你想破頭想斷肝腸都無法理解的，就是這裡。原先我以為，這要好多年後才會發生：我帶著親愛的人的骨灰，邊蹣跚於途邊一一告訴他我的肉身所感所見，共渡餘生。
就此，《三十三年夢》竟成為一悼亡與懺情之書。她要告解的，不是胡蘭成，而是橘子（「親愛的人」）；她要告訴牠，京都此地的風土，此地的記憶，還有其「肉身的所感所見」。朱天心近幾年的生活（不確定多久），大抵是「貓大於一切」的：大於認同，大於國族，甚至大於文學；如書中引朱天文之語：「十年一覺動保夢，贏得小說荒廢名」。大學時，曾選修法鼓山贊助的人文講座，請來朱天心做過幾次演講。相較於「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談老兵、談「外省人」處境的平穩演述；她在街貓主題，語調顯得特別高昂，激動處甚至落下淚來。
報系資料照。
圖／胡經周 攝影
報系資料照。
圖／胡經周 攝影
所以，是什麼原因，令朱天心選擇街貓，走上一條似乎與作家生活格格不入的動保行動？書中的回答是：
令我比較感慨的是，他們都以為這是可以選擇的，看到路邊一隻被車撞成半身不遂爬行的貓如何選擇？一窩尚未開眼、母貓去找食物未歸或已被車撞死的奶貓，可如何選擇？
無從選擇，沒有選擇。對朱天心而言，貓族的生死流離，正是最迫切的，眼前的殘酷。政治國族的大話題，反而成為這「後四十回」的次等要求了。書中提及，朱天心曾有多次參選機會，但她都拒絕了。朱高正邀她參選立委（「多席次的選制下哪怕推一隻椅子都選得上」），朱天心長考許久，仍然放棄。她說：
是了，自由自在的走在路上、坐咖啡館、搭捷運公車、吃小攤、擠百貨公司掏檢三折花車出清品……而不被指指點點，原來一個又一個選擇關口我所做的決定無非在保護這在他人看來不一定有意義卻是我在意極了的自由自在，阿城語『自為的空間』。
「自為」，若以沙特的觀點簡述：「成為自己所不是的」；《三十三年夢》，或許就是作者不斷「說不」的過程。她拒絕胡蘭成（「我並不常想起他」），拒絕「認同」帶來的大議題（「我妄想提出所謂不認同的自由」），甚至，拒絕小說（「十年一覺動保夢，贏得小說荒廢名」）。《三十三年夢》，是圍繞著朱天心「我記得」而運轉的「符號宇宙」，通過不斷說不，形塑而成的「我」的自由。
《三十三年夢》書名指涉的，不再只是實在的時間（第一次去京都（1979），到動筆（2013）的三十三次櫻花開落）；或許也巧合地符應了「三三集團」，那「前八十回」的心靈刻度。而最饒富深意的，還是書名的「借用」：那是清末民初革命家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或譯《三十三年落花夢》，初版於1903年）。那是不是指涉著，「革命」大志日漸冷卻，只能站在落花中，對著貓魂細數漫漫三十三年之夢？
世事人事，無往而不為夢，逐夢之後而說夢……花非花，余非余，共和非共和，革命非革命。微笑而問之曰：「三十三年落花夢。」──宮崎滔天《三十三年之夢》
刊登於《聯合報．讀．書．人》2015年1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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