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作集

（我一直覺得1967年對華文小說來說，是相當重要的一年。馬奎斯的定音大作《百年孤寂》出版，華文小說當代的大將如駱以軍、董啟章、黃錦樹皆在此年出世。而，張萬康也是1967年生。）

讀完《笑的童話》，心得速記。

　　故事大概是這樣的：父與子的對話錄，時間的跨度只有一天，尤里西斯？從爸爸去學校接回兒子，搭高鐵赴101跳樓自殺，後來因為把錢給了路人女大生買便當，沒錢坐電梯。遂放棄自殺念頭，帶兒子去夜店跳舞，巧遇成為「大哥」的舊友，女大生也換了個花名成為女公關。

　　張萬康的小說往往是靠對話推進，或者說，對話即是小說本身。例如《摳我》是「我」與「老哥」在茶店裡的東拉西扯，《ZONE》裡的〈史尼逛〉、或者一些MSN話語聯繫起來的小說。即使《道濟群生錄》只是一個人滔滔不絕，但敘事者召喚了眾家仙班，上天下地，進入了父親的肉身－－這整篇小說，都是對著病重的父親喊話－－事實上，這也是《笑的童話》以外，另外一個模式的「父子對話」。所謂的道濟群生，事實上是悼祭群生。當小說最後失去了道濟的對象，道濟就成為了悼祭（或者從頭到尾就是後者？），作用於書寫者自身。楊義說，中國沒有上帝耶和華，卻有登台說書的柳敬亭。因此，中國的小說家並非高高在上的俯視者，而更像是一個博學多聞的朋友，熱切地想要分享他們在街頭巷尾聽來的故事。張萬康的小說或許可以如此看待。他在《笑的童話》跋裏頭提到「自己某種程度上就是在做俗民文學」，他並不是老派的對雅／俗界線進行消解（否則，不就認同了這種結構上的分立有效性？），而是讓自己貼近「俗」。張萬康的故事情節是凝著緩慢的，語言卻是粗穢紛陳，故朱天心才說，張萬康也是另一種向度的駱以軍罷（「一個銅板硬幣的兩面」）。說其語言「粗穢紛陳」，並非指張萬康不重視語言，反而是，在這樣一個人人可以操持文藝腔口、美麗字眼的「雅不可耐」的時代（如張萬康常諷刺的：那些在文章中、話語中動不動就要調度的「光譜」、「幽微」的寫作者文青們），採用這樣「俗民話語」遂成為了一種有意識的抉擇。且，張萬康是非常重視語言的，或者說，所有有責任感的作家，都是重視語言的。例如《ZONE》的最後一篇〈校正手記（砲／炮辨正）〉，我們並不能將它看作單純的跋，或補充，而當視為一部小說集的最後一篇「小說」（編輯上並沒有加入任何特別說明文字，目錄也將之視為小說那樣依序排列下來，此資為證）。在這最後一篇小說中，張萬康如偏執狂一般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討論小說中炮／砲的用法，有其語源上、乃至使用脈絡上的問題－－這當然是因為，這是一本有不少性愛場面的書，然不能遺忘，這是一本更多關於「戰爭」、關於「父輩」、關於「政治」的書。此篇放在最後，當有其定音、定調的作用。

　　「失語的南方」必須在語言中重建自我，記得這是黃錦樹說的。何以中國小說是口語與書面語的一致，而台灣小說卻分裂如此，這實是一種對於五四「我手寫我口」口號的斷裂。但是，張萬康試圖「我口寫我手」，讓滔滔不絕的細碎雜語湧入小說語言。我不認同有人用巴赫金的眾聲喧嘩、狂歡節來分析張萬康的小說。他的小說並非「夾雜著社會多元文化話語」如此籠統簡單－－反而是，所有的喧嘩、囈語、淫聲浪話都來自於「作者」。所謂眾聲喧嘩也只是自我的分裂，塑造了多重角色自我對話、自我辯證。《摳我》裡的老哥、《道濟群聲錄》的「張群痔」、乃至於《笑的童話》「父與子」（女大生也是？：「是偏見吧。處女座沒有什麼不好。我是，我媽是，我爸是，我弟弟也是，我前男友也是。」）。小說強烈的自傳性質，自嘲，自諷，簡言之，「自我吐槽」是小說中最重要的語言策略（這樣的例子繁不可舉，讀者可以自行體會）。我說語言策略，是因為自我吐槽並不是單純的態度問題（張萬康說，他討厭態度這個字眼），而是一個「語言」上、乃至於如何認識這個世界、認識自我的存有問題。張萬康在《ZONE》各個篇章中，末尾除了繫寫作之年、登載之年，更繫文學獎－－但他的「繫文學獎」，不是張揚自己的中舉，卻是坦承自己的落敗。例如在〈半吊子〉一篇末尾，他寫上：寫於二00八年（投過文學獎未入圍，蒐至九歌《九十八年小說選》，主編駱以軍）。這是「自我吐槽」的最大極致吧我猜想，於文學獎投稿落敗，急忙掩飾或砲打評審都來不及了，哪會特別在書本中特別註明自己的失敗？所以，張萬康的語言特色並非禪宗「不立文字」（他大立文字），而是老子的「正言若反」。「反」不是相反，而是「返回」，返回一個語言最初始、洪荒的時刻。

　　小說「語言」的轉向，是台灣小說的功課（而非大陸小說著眼「情節」），在歷史扭曲、壓擠之下，產生於夾縫的小說，並不是通過因果、邏輯的「故事時間」去捕捉失蹤的、形上的父（中國？）的形象，而是通過更加盤根錯節、隱喻著流離失所、崩潰的「語言」。在各種政治上的失能、失範下，中文竟成為了唯一留存的肉身信物。回到《笑的童話》。此書的副標，跳樓與跳舞，表明此是一本死的童話，也是生的童話。張萬康在序中寫：「這不但是一部喜劇，更是一篇童話。」當然他還說，這是一個關於貧窮的故事。在小說行文中，可以發現張萬康對於語言掌握的收斂，而更多的「刺點」，到了後半部分的夜店才出現。彷彿是分級版，小說到了尾聲夜也深了，兒童至此紛紛入睡。唯一醒著的只有那個不斷與女生簡訊（然後糾結於手機沒電、要用誰的手機代收）的國小兒子羽羽。這是駱以軍寫的《我未來次子關於我的回憶》的變奏版，一個產生在未來的悖論、幸福的可能想像？或者傅柯在《詞與物》中說的，唐吉軻德式的視線－－將客棧類比城堡，女僕類比夫人，戲謔的將類似性的符號做古老的拉扯，使得書裡的滔滔不絕、疊床架屋，始終指向了空洞無物。我以為，張萬康的小說，可以用他在《ZONE》〈史尼逛〉拉引的「史尼旺」為譬喻。史尼旺是一個被日本徵調去南洋打仗的原住民，卻逃了兵。1945年日本投降，史尼旺仍躲在叢林裡，他以為戰爭尚未結束，這麼一躲，就是二十九年。張萬康寫：「有人說，史尼旺沒有逃兵，他只是不知道戰爭結束，所以仍在原地『鬼混』，甚至有人說他是唯恐向盟軍投降遭不測，所以執意在原地駐守。」張萬康曾在座談會上談起書名《ZONE》的由來，說那是劉大任以「ZONE」來形容NBA的球員爆氣，進入了一個絕對的、無敵的領域之中。「某個角度來講這個字有點厚著臉皮，一種瘋瘋的、很自High的感覺，但有人會解釋為時區、空間或場域，這樣也很好，帶一點詩意，各有解讀。」

   我卻在張萬康已經消失的無名網誌上，看過一個關於「ZONE」的紀錄。現在已不可考了，詳細的內容也可能錯誤。大抵說他在某個以ZONE為名的電腦賣場買了第一台筆電（藍天牌？），接上網路，自此開始了在網路上的發表。叢林是一個「ZONE」，語言是個「ZONE」，網路也是個「ZONE」。張萬康在小說裡頭，常常進入另一個異質空間，例如飽受爭議的〈房間〉「象棋國」、或者〈史尼逛〉的「鯨魚肚子」，或者電交網愛的雲端空間、網咖.........以兩人或多人對話的漫天話語，交織成另一個公開又封閉的時空。ZONE是空間，也是狀態，然對張萬康來說，那可能更是一種「啟動」。

　　最後，容我引用〈史尼逛〉的自道做結。我想關於張萬康，不會再有任何人，比他說得更好了：

「我創辦雜交俱樂部，正是在提供另一個世界，就像史尼旺的叢林世界，遠遠的遠離惡質的鬥爭。是逃避嗎？是愚昧嗎？是冥頑不靈嗎？是集體催眠嗎？這是過程？還是終點？我想這是個起點，也是個沒有終點的終了。就像一齣電影必須收尾，但沒有結局。」